上了小学的孙女儿对我说：“奶奶，我发现你像个小孩子，我喜欢和你玩。”听罢孙女的话，我是何等的惊喜！因为儿童说我像儿童，大概我是真的有点像儿童了。这对当小学老师的我来说，我认定是一种赞誉。其实，在我的内心，自我评价便是：长大的儿童。
一、穷孩子也会想象
我像所有的人一样，曾经是儿童。尽管我的童年是清苦的，我仍然享受到作为儿童特有的幸福和快乐。
父亲早逝。小时候，我们住的房子又矮又小，石灰粉的墙壁早已灰黄。当我独个儿睡在床上时，我会呆呆地看着那斑驳的墙壁，想象着小屋里没有的世界：那是一个和尚披着飘飘欲仙的袈裟向我走来，那宽大的袖子里藏着什么呢？那是一棵长果子的大树，许多小鸟正向它飞来，回到自己的家……这正像茅盾先生《天窗》中的主人公，努力地想从天窗中的一块蓝天，想象外面的世界。
在破损的墙壁上，母亲还为我买了一张西洋年画。画上是一个小女孩，骑着一匹大白马，脚上穿着一双高帮的靴子，沿着花丛正向前走。我看着冥想：她骑着马儿到哪儿去呢？经过花丛，前面大概就是一间精致的小屋——小屋里一定有架风琴，等着她去弹奏——自从我在幼儿园认识了风琴，它就成了儿时希冀的奢侈之物；我又想那双靴子一定挺结实，倘若我穿上了它，奶奶就不必眯着老花眼为我纳鞋底了。啊，穷孩子也会向往美好的生活。这虽然是瞬间的，虚幻的，但感觉是真切的。
小时候，我没有洋娃娃，没有布狗熊，更没有“汽车”、积木。记得过年的时候，叔父给我买了个小卜浪鼓，圆圆的鼓面上画着红圈圈，两边的细绳子系着两个小鼓槌，只要转着鼓柄，就“卜浪卜浪”地响起来。那情景就像一个打着辫子的小姑娘在跳舞给我看；春天来了，和邻居家的孩子用一张正方形的厚纸，插上两根芦苇，做成一只土制的风筝，奔到空地上，跟着摇摇摆摆上天的风筝心儿也欢跳不已。最难忘的是母亲给我买过一只万花筒，圆圆的筒子裹着兰底红花的纸，上面有一个小圆孔，只要举起它，眯起一只眼，手一转动，啊，就看到一幅想象不到的精彩的画，再一转，又是一幅，层出不穷。在我眼里，那简直是摘下的星空；是无数用珍珠嵌起来的矮人国宫殿；是诚实的孩子用老人给的斧子劈开的宝石山……我真是爱不释手呀。那小小的万花筒曾勾起我多少奇妙而美丽的幻想。
现在想起来，造物主是公正的，它把想象的翅膀不分贫富贵贱，同样赋予了穷孩子。
话得说回来，冷漠的现实也催逼着穷孩子快快长大。春天是野菜长势最盛的季节，放学回来，我常常提着小篮子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河边、田埂挖野菜。小小年纪，我已经知道枸杞新冒出来的头最嫩，而荠菜开出了小白花就老了；马兰头一长一大片，不必一根一根地摘，可以一把一把地采；野苋菜则要小心地一片一片地摘，要不就要被尖尖的刺划着手。太阳落到山的背后了，晚霞送着我们回家，吃晚饭的时候，端上我摘来的鲜嫩的野菜，看着母亲的微笑，心里萌生了一种能做小帮手的快乐。
童年渐渐离我远去，我一心想减轻母亲的负担，早一点能给母亲带来安定的生活。女师快毕业了，班上的同学都可以考大学，我作为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，又何尝不想迈进高等学府的门槛呢。但是为了母亲，在大学与小学之间，我选择了小学。教数学的吴老校长说：“你工作了，每月工资大概是28元。你和母亲的生活也够了。”
二、我生活在儿童的世界里
1956年的初秋，我走进了小学，终于能挣钱了，能养活母亲了！在放弃上大学的同时，我尝到了作为女儿履行责任的一种快慰。
当然挣钱绝不是我生活的目的，我虽不敢有远大的抱负，但心里一直对自己说：当老师，就得当好老师，当孩子喜欢的老师。来到附小，我被校长分到六（四）班担任班主任，教语文和音乐。开学前，我就把教案背得滚瓜烂熟，连走路也美美地念着，想象着自己和孩子们第一次见面时的表情和喜悦。第二天，我满怀着美好的情感走进教室。当时十八岁的我，也就比班上的孩子大几岁，他们用新奇的目光看着我，接着是一阵小声的议论，目光充满了疑惑。在孩子的眼里，他们感觉不到我这个当老师的威严，而我，装也装不起来。红扑扑的圆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：我喜欢你们。班上闹了好一阵，我不止一次伤心地哭过，但还是挺过来了。活动课上，我和他们一起唱歌，帮他们排节目，和他们一起转“巨人步”，甚至和男孩儿踢足球。冬天的课间，接过他们手中的毽子，踢给他们看，我能踢出许多花式，一连几十个，孩子们兴奋地在一旁为我数数。上课，我更是想出许多办法吸引他们，把课上得生动有趣。孩子们心中是有一杆秤的，渐渐地他们觉得这小老师还不错，开始喜欢我了，喜欢上我的课了。转眼间他们快升中学了，那年作文试题是《我的班主任》，他们中很多人写了我，而且考的成绩还不错；有的还悄悄地送给我照片，作为留念。
一年的奋斗，终于向前迈了一步，深感到在学校读书时候的“高分”并不能简单换取工作的“高分”，老师的工作没有现成的公式可套的。我没有用教师的“尊严”压服他们，而是用爱、用真挚的爱去沟通，去融合了他们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，描述这一段经历，题目就是《学生给我上的第一课》。
小学老师的生涯，让我幸福地生活在儿童的世界里。看到孩子的笑脸，我觉得自己在花丛中看花儿朵朵；听到他们的叫声，我仿佛来到小鸟的王国里听小鸟啾啾鸟鸣；想到他们的明天，又觉得自己在小树林里徜徉。孩子们每日在我的身边，他们的眼睛却忽闪在我的心里，那是会说话的眼睛，是好奇，是求知，是灵性，是多情，是纯真，那里面蕴藏着娇嫩的宝贝，那是不能忽略，不能挫伤，不能压抑的。
课间，我常常会久久地看着他们，他们不停地奔跑着，叫喊着，欢笑着，脸上挂着汗珠，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；下雨天，他们故意在水潭里跑来跑去。我真担心泥水浸湿鞋袜，他们却若无其事地任水花溅湿裤管。冬天哪儿有冰凌，哪儿有积雪，哪儿就有小手在捧呀，捏呀，我看见冰雪从他们的手里挂下了水滴，他们呵着气，冻得小手发红，但绝不舍得轻易扔下。我知道，这就是孩子！他们是校园里的主角，因为有了他们，才有学校，校园里才有笑脸、笑声、笑语，才让你不断感受到不可遏制的勃勃的生命力；让你不断地聆听着最动听、最富生趣的交响乐，而蹦跳的音符就是儿童生命的火花，智慧的火花。
在月照星稀的晚上，独坐灯下，我蓦然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，每日正是和这世界上最纯真、最可爱的人生活在一起，自己的工作就是为这些小花、小树浇水、施肥，让他们快快长大，诗情画意没有穷尽。在儿童的世界里，不断地编织着美丽的童话和小诗。你说它伟大，教的全是小孩；你说它渺小，它却影响一个人长大后的几十年。生活在儿童的世界里的幸福感，无与伦比。
三、我在爱孩子中长大了
在儿童的世界里，我在爱孩子中，渐渐长大了。我把这种爱，升华成自己的理念，又把它细化成自己的行为。
虽然我仍像孩子那样容易动情，然而，我的情感深沉了，在理性的支撑下，稳定了，执著了。正是这样的情感让我在小学里扎了根。市里歌舞团要我去，国家跳伞队觉得我合适，也有中学示意让我过去，但是我看山看水小学最美，儿童最让我爱恋。从此我像农民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园地，不断地耕耘，不断地播种，不断的收获。泥土般的气息，稻谷似的芳香，仿佛又有清粼粼的河水流淌，让我享受着田园诗人一般的纯净与甜美。
在儿童的世界里，在爱孩子中，我长大了，我懂得了一个老师的责任。我常常想，一个语文老师不仅是要孩子学好语文，还得给他们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。让他们从小懂得热爱自己的祖国，懂得除了自己外，还有许多人，要懂得给他人带来快乐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崇尚美好，憎恶丑陋。我深知这其中的许多品质，是在纯真的孩提时期就应该开始培养的，而又完全可以在孩子学习祖国语言文化的过程中去渗透，去影响，去强化。我深知小学语文教学应该是人的教育的重要的一个部分，那是人的语文学习，这正是几十年来我一直追求的一种完美境界。只是昔日朦胧，今日清晰，以至急切罢了。
小学语文把我带到一个美好的境界中，我也通过小学语文教学把孩子带到了宽阔而多姿多彩的空间里，我的情感与课文作者共鸣，我的心与孩子相通。情境教学——情境教育——情境课程，正是在对孩子，对自己终身从事的事业的爱中，在对小学语文，小学教育日益加深的感悟中，在一心想着让孩子发展得早一点，好一点，全面一点，充分一点的强烈的愿望中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。倘若忘掉了孩子，那是任你怎样苦思冥想也是想不出来的。多少次多少回，我把孩子带入课文描写的情境，课文语言在情境中有了形象，有了生命，有了汉字语言最讲究的神韵。我和孩子们常常沉浸其中，甚至忘我了。下课铃声一响，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喊起来：“怎么，下课了！”“李老师我们不下课，我们继续上！” 下课了，孩子仍然围着我不肯离去，一定要把课堂上想说的而没来得及说的话告诉我，才感到一种满足。这种场合往往是争先恐后的，此时此刻，我能不陶醉吗？我的心和孩子的心贴得更近了。情境教育的“缩短心理距离”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真实的感受中提升出来的。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郭沫若在《女神》中写的诗句：我寻求到“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”，“把他们的心弦拨动，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！”
我虽然仍像孩子那样喜欢无拘无束，但是我却有了意志，能管住自己了。我年轻时原本喜欢打球，排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都喜欢！甚至一个人拿着篮球在雨中投篮，也挺潇洒的，“球，快乐的精灵”！渐渐地，我忙起来了，要看的书多起来了，因为我深知一个小学的实际工作者的薄弱之处，便是缺少理论。我懂得了一个小学老师应该自觉地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。我想到了就去做。我学会了放弃，学会了做减法。我几乎不打球了。寒暑假，我婉言谢绝一次次的邀请和疗养，利用这相对集中的空余时间读书，学习文学的，心理学的，教育学的，美学的，教学论的，中国的，外国的，甚至古代的，我总尽力去读。我只恨自己读得少，我随时做些读书笔记，边读边想：如何让书上的理论活起来，为我所用。一以贯之的认真的态度，伴随着这种真挚情感的实践，使我有了许多感受，认识，主张和思想，于是我就拿起笔去写，写随笔，写散文，写经验，写论文，也写了专著，这些成果后来在全国得了很多奖，然而这都不是我的初衷。我觉得通过概括，通过写，把零乱的思路，浅表的认识，变得条理化，清晰了，深刻了。当然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确实不是那么简单，除了“文革”前的十篇文章，以后发表的文章，出版的专著，都不是40岁以前写的，更多的是在50岁以后写的。我作为女儿，作为妻子，作为母亲，当然现在又是奶奶和外婆，家庭中的多种角色，加在一起的责任和负担是足够一个女人所承受的。这时需要的就是意志。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情感会产生信念，便会转化成意志，并且有勇气拒绝当校长、推掉当全国小学语文研究会的理事长，换届时主动向组织提出不再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的委员，我想我的时间属于孩子，属于小学教育。
正是出于对儿童的爱，使我不怕吃苦，不怕麻烦。意志使我体验到作为人的一种力量。我觉得意志会使情感持续，稳定，强化。我想心理学上可能并不这样写，情感与意志是人心理的两大区域，其实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，两者却难以一分为二的，它们是互动的，是相互影响的。
四、永远像儿童多么好
眼下，我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，不要说是儿童，就是青年，中年，我都沾不到边了，岁月已经无情地把我推到了老人的行列。但是，我感觉到我的心仍然是年轻的，真正领悟到什么叫“赤子之心”。我总感到世界还是那样的美好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，仿佛是第一次看到。
我仍然像孩子一样，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，什么都想知道，什么都想学。“学习的革命”，“建构主义”的丛书：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结合的新论，有关课程的书、脑科学的书，我都想学。即使中国神舟号上天了，4号，5号，什么时候载人，我都关心。美国哥伦比亚号为什么会失事，俄罗斯太平号又怎能准确地在预定地点解体、降落，世界这么大，新知识像浪潮向我涌来，我永远只能抓一点芝麻，大西瓜是搬不动了。但能抓一点芝麻，总比两手空空要好得多。我十分警惕老人的封闭，封闭就停滞，停滞就萎缩。只要像孩子那样，憧憬着未来，敞开自己的心怀，便能不断地呼吸到新的空气，吮吸新的营养，而这一切都是教孩子所必需的。
我仍然像儿童一样，常常睁大眼睛看着这多彩的世界，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，去体验，心里想着许多问题。外出坐在车上常常从田边驶过，看着田野里开着黄花的向日葵，看着同样开着黄花的丝瓜花，南瓜花，西瓜花，黄瓜花，又想到麦子，稻子成熟了，都是金黄色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多少回没有想出答案。有一次似乎顿悟了，啊，莫非他们都是的太阳的孩子！太阳用金色的阳光给人类和世界万物带来温暖和光明，又用它的金色哺育了瓜果谷黍，奉献给人类。
当我站在高处看到大树时，我都希望能意外发现一只鸟窝，那里一定会有鸟妈妈和她孵出来的孩子，说不定还有几枚可爱的鸟蛋。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，仿佛小鸟知道我这个老小孩的心思。去年居然造访我家，两只小鸟不停地飞来飞去，衔着树枝枯草在枝叶间搭窝造房。我像孩子那样兴奋极了，不断地提醒小孙子蹑手蹑脚地从树下轻轻过去，千万别惊动小鸟，让他们在这小小的庭院里安家落户。啊！我们的家，不就成了小鸟的家了吗！小鸟是令人羡慕的，它们都有一对翅膀，蝴蝶、蜜蜂也让孩子想入非非，我甚至在心里说：“花蝴蝶，小蜜蜂，你们能把翅膀借给孩子吗？”天真地做着孩子的美梦。
夏天又来了，我仍然像往年一样，从街上买回两只蝈蝈，听着蝈蝈的歌声，挑逗起蝉的鸣叫，哈，他们对歌了，他们都是夏日的“歌手”，倘若没有他们，夏天似乎寂寞多了。冬天了，我总是像孩子一样巴望着下雪，倘若早晨起来看到屋上一片白，我会情不自禁地大声报告家人：“下雪了！”马上赶到学校，雪战早已经开始，真希望孩子的雪团扔在我的脸上，我的身上，让银色的粉末沾着我的眉毛，沾在我紫红的棉袄上，那该多带劲儿！于是，我想到雪花是“冬爷爷”给孩子带来的礼物。我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走进教室，我成了“冬爷爷”，装着粗声粗气的嗓子，向孩子们问好，孩子们也向“冬爷爷”问好。一堂观察说话课，在充满童话色彩的师生对话中别有情趣地进行着。
我常常就是这样，像孩子般怀着一颗好奇心去设计教学，童心帮助我想出许多好办法，那是最受孩子欢迎的好办法，它让我不止一次地获得成功，享受到当语文老师，从事小学教育的快乐。教学《捞铁牛》，我想孩子一定要知道怀丙究竟是怎么捞起铁牛的？我就和孩子们在沙坑里做起了“实验”。一个个圆圆的脑袋聚在一起，其中也有我，这时我显然不像老师，而是孩子王，是他们的伙伴，津津有味地操作，看着浮力把埋在沙里的“铁牛”捞起来。教学《鱼和潜水艇》，孩子对仿生学一定感兴趣，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也少不了仿生学。我找来大大小小的十几只瓶子，专心致志地模拟潜水艇和潜水艇中的“柜子”，大瓶子，小瓶子，装进水，又倒掉；这一组沉下去，浮不起来；那一组浮起来又沉不下去，几十次地调试，我不厌其烦做得津津有味。哈！终于成功了！这一种劲头或者是一种痴情，我自己也觉得和我的年龄十分不相称。
儿童的眼睛，儿童的情感，儿童的心理，构筑了我的内心世界。是的，正是儿童，是童心，给了我智慧。我想说：爱会产生智慧，爱与智慧改变人生。
我爱儿童，一辈子爱。如今我已不是儿童，但喜似儿童，我只不过是个长大的儿童。我多么喜欢自己永远像儿童！
发表于《人民教育》2003年第17期）